Why not

今天看到了两条完全无关的微博。

第一条是：

@陈志武：让我最不习惯的事之一，是国内查资料都要找关系，公共档案被少数人垄断。社科院经济所资料室有国内最大的清时期徽州等地账簿收藏，对研究明清中国价值无量。可只有几位权威能看，甚至连经济所年轻研究者也不能碰！这世道！学术机构不学术，纳税人养着这些机构干啥！一个处处不能问责的社会，结果如此。

第二条是：

@趣玩网：#温州动车追尾# 动车事故遇难者家属如领取赔偿金，竟须凭火化证明！！ 新闻来自新京报

 

这两条微博让我想起了我最早体会到的在中国生活和在国外生活的区别，迄今为止这仍是我体会到的最大的区别。

在中国，从一个普遍意义上讲，无论是你想做什么，默认答案是：”不行。“ 。你想做，想把这个默认的“不行”变成“可以”，那么你就要克服一个转变的势垒。比如，你得到了传说中的“上级的批准”，或者是各式各样莫名其妙的“证明”。这个简单的默认”不行“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作为“上级”，你会默认所有人吃饭做爱也需要你的批准；作为掌握某点小权利的人，你会默认老百姓吃饭做爱也需要持有某种”证明“，或者是给你点什么好处；最可怜的是已经习惯了这个答案的老百姓，非要得到某种“批准”，“证明”吃的睡的才踏实。

正是因为这个默认答案影响如此之广之深，才会有人提出凭“火化证明”来领取赔偿金这种毫无逻辑的要求。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懒得去想凭“火化证明”来领取赔偿金背后的逻辑。他们想的是你想要赔偿那么不行除非你有某种“证明”。而且为了配合“快速解决把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的指示，要“火化证明”就是一举两得了。

默认不行，是专制特权的基石。而对自由的追求则是由质问：”为什么不行？(Why not?) “开始的。在默认否定的文化里，当一个人在做于不做，改变还是不变左右两难时，她/他最终往往会选择不做不变。而在西方国家的默认肯定的文化里，当一个人面对同样的选择时，往往会反问一句“why not?”，然后就着力去干了。